迁徙原指生物从一地到另一地的移动，但信息技术进步让这种行为在网络空间里成为现实。既有研究多聚焦“网络迁徙”（Cyber　Migration），即用户跨平台迁移行为，例如学者熊奕瑶和董晨宇将“网络迁徙”分为“场所迁徙”和“注意力迁徙”。贾若男等探究用户转移初始阶段、过渡阶段及转移成果阶段所分别表现的具体特征。

学界目前对单平台内多账号切换尚未形成明确概念。国外学者关注社交媒体弃用行为，国内研究则多从“小号”现象切入，并将其视为一种非常态行为，较少关注迁徙过程的动态性。况且当下不同的账号可能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涉及不同的兴趣圈层甚至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在线形象，个人账号产生和终结的随意性而产生的流变性使生命实体不再被确定地限制于某一固定的账号之中。有时“小号”的发帖量甚至超过了主账号，之前的主账号会逐渐沦为另一个“小号”。微博用户习惯于在多个账号间自由切换，这种行为涉及多账号的形成、动机、具体操作及其影响，提供了深入研究的可能性。由此，“账号迁徙”是指用户在单一平台内创建多账号并主动切换，以实现身份分割或功能分化的持续性实践。

与账号相关的研究中，一部分学者将其视为“数字身份”，强调技术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以及与实名制、IP追踪等技术共构虚实身份绑定，认为层出不穷的新媒体形态通过对虚拟媒介空间的生产与占有，以实现对人们时间市场的争夺，也加剧自我认同的碎片化。数字中的自我与现实中的自我呈现出对立的一面，数字自我的扮演越是丰富与充盈，现实中的自我就愈发走向落寞与单薄。另一部分学者更关注“他们如何通过使用新传媒技术，展开意义或再现形式的创造，以之参与社会与文化的建构”，并关注用户对时间轴和文化空间的管理，凸显技术作为“自我赋权工具”的属性。因而，账号迁徙行为的背后交织着主体“编织”多重时间轴和开拓多重网络文化实践空间的双重可能性，是主体运用技术达到某种可能的具有代表性的实践。

一、研究设计

（一）访谈对象与样本确定

研究通过新浪微博话题标签（如赛博流浪）及关键词（如“小号”）招募受访者，最终筛选出16名符合条件的用户。访谈对象的年龄阶段为18—30岁，涵盖学历为高中、本科、硕士和博士，性别比为1：1。微博为受访者日常主要的社交平台，其拥有的微博账号数量均大于3个，并且账号的活跃程度均较高（每周均发表1条及以上微博）。根据样本饱和原则，当第13—16名受访者未提供新观点时，终止招募。

（二）数据收集与分析

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方法，访谈时长为每人30—40分钟，旨在探讨受访者创建新社交媒体账号的内在动机、行为模式以及心理体验。访谈设计了一系列开放式问题，例如“您创建新账号的主要动机是什么？”“不同账号的内容有何差异？”等等，以挖掘其背后的动因。访谈结束后，将录音资料转化为文本形式以供后续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私域表达：情绪“树洞”与“发疯”安全区

对16位访谈对象的访谈录音进行整理，发现提及较多的关键词有“隐私”“发疯”“圈子”等。其中，谈及“账号迁徙”的原因时，80％受访者将“小号”视为情感宣泄渠道。如2号受访者因职场压力转移至新号：“现实中要礼貌，在微博只想‘发疯’。”13号受访者在考研期间创建了自己的“树洞”号：“当时一个人孤军作战，情绪经常不太稳定，也不想让身边的人接收我的负面情绪……这个号就像把我考研的那段时间定格下来了，我现在往回翻这些文字就感觉回到了那时候。”迁徙行为通过空间隔离，即规避熟人凝视与时间控制，如设置“仅自己可见”“仅好友圈可见”等实现情绪释放，形成自我的“数字日记本”。如9号受访者将账号视作“吐槽站”：“现实中不好直接骂的，在微博就比较方便了。”无形的情绪经由一个微博账号形成可见的文字，转移后的账号既能成为账号使用者发泄、抒发与表达真实情绪的窗口，又能成为一个个虚拟“树洞”，在短短几行文字里，将情绪转化成有形的碎片，成为一段人生经历的记录和见证。

（二）圈层隔离：兴趣分账与冲突规避

多账号成为管理多元社交圈的核心工具。如1号受访者主要使用3个微博号，一个是拥有粉丝量约70万的微博大V账号，另一个是自己的日常号，互关了少数现实中的好友，另一个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号，主要用来与网上喜爱历史的同好交流。“我的大号属于工作的一部分，那个账号创建很早，现在的粉丝已经基本上固定下来，也就会反过来限制我的内容发布。”分设大V号、生活号与历史爱好号，避免内容交叉引发粉丝流失或圈层冲突。10号受访者是访谈中拥有账号数量最多者之一，其账号的内容多按照爱好划分。“我每个圈子都有好友，所以需要熟练切换账号，兴趣爱好很多，开新号既降低圈子里面吵架的风险，又能享受好几倍的快乐。”圈子是网络人群的一种重要关系模式，圈子化也是圈层化的一个方面。趣缘圈层的排他性迫使用户以账号为“隔离墙”，维系圈内同质化互动。在网上，人们会被各种不同的圈子所“圈”住，人们的利益诉求、态度立场、行为模式等，会受到他们所在的各种圈子的影响。圈层间的摩擦和同质化要求导致排外现象的产生，这也是青年选择账号迁徙的缘由之一，通过分账号管理兴趣，既避免了圈子交叉风险，又符合网络圈子特性，能够获得安全从而安静享受爱好带来的愉悦。

（三）阶段重置：数字身份的时间性断裂

部分用户选择通过注销旧账号或启用新账号来标识其人生的不同阶段。例如，3号、9号和16号受访者分别表示：“更换账号仿佛重启人生，旧的内容让我感到尴尬。”“换账号会上瘾，因为不想看到之前发的那些内容，感觉自己很傻，无法理解之前的自己。”“人生每个阶段的心境都不一样，希望更换账号重新开始。”青年一代大多是互联网原住民，伴随网络成长，他们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视为自己的一部分，账号存有的痕迹是自我人生阶段的证明。而这种账号迁徙行为也隐含着成长焦虑，想要通过消除数字痕迹来否定“过去的自我”，反映出青年一代对传统线性生命叙事的抵制。他们期望在数字世界中实现自我更新与重塑，以新的身份开启新的生活阶段。另一方面，阶段性的重置既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期待。注销旧账号似乎能够消除过去的遗憾和不愉快，以新形象出现在网络空间。启用新账号象征新起点，尽管可能带有逃避现实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青年人对自我成长和变化的渴望与追求。

（四）隐私防御：前台实名制下的生存策略

在网络空间，自我表露的意愿与隐私风险的自我管理往往出现矛盾。面对隐私泄露的风险，账号迁徙成为用户被动防御隐私风险的一项有效举措。在“马甲”的不停转换和销号与创建新号之间，网友们认为只要自己迁徙的速度够快，真实的自我也就更加隐蔽。如4号和6号受访者是看到新闻而担心隐私暴露的危害：“看到有人因为微博账号被扒出然后被公司辞退这种，换账号就是让自己安心。”“现在网上很多人容易上纲上线，再有人肉，为了避免这些只能多披几个‘马甲’。”“我的‘大号’是为了吃瓜，不想被别人知道我的名字。”也有受访者在没有账号迁徙前有过隐私泄露的经历：“之前有人因为我发的内容和IP来骚扰我，我就换号了。”“我被人举报过，还被人扒出我的身份证号和家庭住址，所以线上线下都搬家了。”相较于其他方式，账号迁徙之于个人隐私保护虽然稍显被动和消极，却是一种成本较低的方法。然而迁徙行为成为消极抵抗技术监控手段的同时，其效果也有限，仅降低而非消除风险。

三、结论与讨论

（一）切片化自我：虚实交织的主体性困境

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中认为，赛博空间释放出巨大的幻想、自我发现和自我构建的潜能。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媒介技术正全面渗透进现实生活中，不断塑造人类对自我的新感受。借助技术，人们在赛博空间中可以创造多种多样的丰富个体身份，技术拓展了个体拥有“多重自我”的可能。

游走的便捷化为青年提供了情绪宣泄的自由，让被压抑的情感得以释放，但这不表示虚拟可以取代真实。安东尼·吉登斯曾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中的自我与社会》中说，对身体的觉知是对世界的创造性探索的真正起源。而抗击外部世界无序状态带来的威胁和焦虑则要求个体通过整合多元身份以维持连贯的自我叙事。然而，账号迁徙导致数字自我分裂成多个互不关联的身份，造成身份断裂和主体性迷失。例如，1号受访者的大V账号需维持专业人设，兴趣号展露历史热情，生活号记录琐碎日常，三者彼此割裂且缺乏互动。这种分裂不仅消解了“自我”的统一性内核，更引发现实中的认同焦虑，当线上人设无法反哺现实社交时，个体在享受表演自由的同时，也加剧了存在的焦虑，看似控制多重身份，实际上失去了统一性。

后现代身份流动性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数字技术使人们能够通过“多重自我”探索不同身份，但这种流动性也可能导致自我认知的混乱。例如，13号受访者通过5个追星号扮演不同的粉丝角色，甚至在一个粉丝圈内扮演不同角色，她坦言：“有时候切换账号后会忘记自己原本想说什么，也很害怕切错账号被别人发现。”当身份成为可随意切换的“面具”，主体性逐渐退化为一种技术操控下的表演程式，而非真实自我的延伸。更何况社交媒体的符号化表达掩盖了真实情感的贫乏。将账号当作“树洞”，反映了情绪是现实激发的延伸。人们在现实中被激发情绪，再表达在自己的账号内，往往在宣泄之后又必须调整好自我重新投入现实生活之中。

（二）浅社交代价：流动的自由与关系的贫瘠

在数字时代，“游走的自由”不仅带来了自由的愉悦，也伴随着相应的代价。社交媒体上情绪宣泄的便捷性往往掩盖了其浅层社交的本质。年轻人在享受“游走的自由”带来的短暂快感的同时，也因缺乏深层次的联系而感到孤独。正如15号受访者所言：“更换账号后，粉丝和观众数量增加了，但感觉有些无聊，他们点赞的不过是账号本身。”在以个体为中心的网络环境中，摆脱了传统规范的束缚，个体的流动性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一方面人们为了抵御孤独和消解无聊，与志同道合者建立联系；另一方面，这种群体归属感的约束力几乎为零，一次简单的账号迁移就能实现身份的转变。青年群体在担忧社交中过度自我暴露风险的同时，却沉溺于浅社交，忽视了浅社交难以满足对他人回应的深层期待，从而让自己陷入信任危机的漩涡，反而加深了孤独感。

数字时代下的浅社交还带来了关系贫瘠。尽管社交媒体上的互动看似频繁，但多数互动缺乏深度和真诚。9号受访者提到：“在社交媒体上，我可以轻松地和成百上千人互动，但能与我深入交流的人很少很少。”这种表面化的社交模式导致个体难以建立稳定且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在频繁更换账号的过程中，个体可能会失去原有的社交圈子，而新建立的社交关系往往缺乏坚实的基础。当个体面临困难或需要支持时，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数字世界中孤立无援。因此，尽管数字时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交自由，但这种自由却伴随着关系的贫瘠和孤独感的加深。

（三）驯化、反驯化与再驯化：用户的适应性博弈

驯化理论强调用户通过改造技术满足自身需求，然而技术的迅速发展，算法的无孔不入已经对人构成了“反驯化”，使人类自身的主体地位被强烈冲击。而此时具有能动性的用户同样会对技术进一步“再驯化”。账号迁徙行为就是用户对于媒介技术的“再驯化”。微博通过前台实名制强化身份绑定，而用户通过多账号创建消解监控压力。例如，用户更加注重个人隐私，通过精心管理自己的社交媒体形象来减少不必要的暴露。同时，用户开始探索更私密、安全的社交方式，比如加入封闭式兴趣群组，寻求真实深入的交流。如4号受访者表示，“我们线下见过的网友一起拉了一个群，大概二十个人，大家都对现实中的对方有一定了解，这样交流起来也不用太担心暴露自己。”

然而，驯化实践中的博弈是有限的，即平台算法仍能通过行为数据追踪用户身份，技术权力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例如，6号受访者通过频繁换号逃避人肉搜索，但他发现“换了账号之后，推荐栏甚至还是我之前圈子的内容，还能不断刷到前圈认识的人。”其行为仍被平台算法通过设备指纹、浏览习惯等数据关联，最终陷入“越迁徙越透明”的困境。可见，用户的多账号策略虽可规避平台监控，但算法分析能力让平台能追踪行为模式，识别真实身份，技术不对称使得用户在博弈中处于弱势。微博的“一键切换账号”功能，看似便利，实则将多账号行为纳入管理框架，试图消解抵抗的意义。

总之，账号迁移是青年适应数字时代技术规训和缓解社交压力的一种方式，它允许个体区分社交空间、自由表达情感、管理社交圈、划分生活阶段并防御隐私风险。然而，这种自由是有限的，伴随着主体性困境、交往贫瘠、圈层文化排他性和隐私焦虑。技术在发展的同时也使人面临更深的存在困境，催生了新的矛盾——自由越多，孤独越深。当然，研究仅以微博这一社交平台为案例进行观察和讨论，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平台算法、政策监管与用户行为之间的互动机制，以为观察数字化生存提供更动态的视角。■

（作者：李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新媒体）

本文刊登于《新闻世界》2025年第11期

原标题：《游走的自由：微博青年用户账号迁徙行为研究》